隋舍利塔,隶属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。位于长沙市岳麓山清风峡南侧,爱晚亭右前方。相传隋文帝杨坚为感戴僧尼智仙抚养之恩,诏令在全国各处名山建佛塔以藏舍利子,是塔故名隋舍利塔。
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。位于长沙市岳麓山清风峡南侧,爱晚亭右前方。相传隋文帝杨坚为感戴僧尼智仙抚养之恩,诏令在全国各处名山建佛塔以藏舍利子,是塔故名隋舍利塔。塔建于隋仁寿二年(602),五代时被毁。民国初年,麓山寺僧寻得遗址将塔复建。1957年修整时,在塔外加修石护栏。文化大革命中遭破坏。近年已按原貌修复。塔用花岗石构成,外形酷似一僧帽,分三层,底层为塔基,作须弥座式,四角作芭蕉叶形,浮雕力士像;中层以整块花岗石琢成圆形,两端收分似纺锤;上层为一僧帽状石,通高3米,边长1.3米。塔的前方竖花岗石碑一通,碑高1.6米,宽0.5米,正面刻隋舍利塔,碑阴刻共建菩提。??过了枫林桥,便能见到一座形似僧帽的古塔,塔基正方形,花岗石砌成,边长约2米,塔高12米,四角和正面共有五幅浮雕,正面是佛象。塔分三层,底层为须弥座,浮雕力士像,中层以整块花岗石雕成圆形,两端收分,上层为僧帽状,塔前竖花岗岩石碑,正面刻有隋舍利塔背石刻有共建菩提,外设石栏保护。
宋沙门觉范撰《院感应佛舍利塔记》:隋文帝杨坚于梁武帝大周七年六月出生于同州(今陕西大荔县)大兴寺中,婴儿时曾暴虐,有尼名智仙者,从外至,对杨坚之父杨忠说,此儿大有福分,为天佛所佑,不可令居家中,当代为养育,于是杨忠辟馆延居,杨坚30岁时,才让他回家,女尼以舍利子数百颗授之,曰:以此福苍生。隋文帝杨坚为感谢僧尼智仙抚养之恩,称帝后于仁寿二年(公元602年)诏令全国五十二州,在名山福地绘塔,分藏舍利子,塔下绘尼之像以纪之,是故塔名隋舍利塔。据说塔建于隋仁寿二年(602),岳麓山这座塔就是其中之一,五代时被毁,民国初年,麓山寺僧寻得遗址将塔复建。1957年修整时,在塔外加修石栏保护。
隋文帝杨坚在登皇位之前,曾得到梵僧给的一包舍利,后来让工匠打制了一只精致的七宝箱,将舍利供奉在里面,并在京都建造了连基双塔,塔下藏置了舍利。 隋仁寿元年(601)六月十三日是隋文帝六十岁生日,他召集了几位高僧,兴论弘扬佛法之道,最后下令在中国三十个州,各在高爽清净之地建造舍利宝塔,同时书诏以示天下: 朕皈依三宝,重兴圣教,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,俱发菩提,共修福业,使当今见在,爰及来世,永作善因,同登妙果,宣请沙门三十人,谙解法相,兼堪宣导者,各将侍者二人,并散官各给一人,熏陆香一百二十斤,马五匹,分道送舍利往诸州起塔,为朕、皇后、太子、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,一 切民庶,幽显生灵,各七日行道并忏悔,起行道日,打刹莫问同州异州,任人布施,钱限至十文以下,不得过十文,所施之钱,以供修塔,若少,不充役丁及用库物,率土诸州,僧尼并为舍利设斋,限十月十五日午时,同下入石函,总管、刺史以下,县尉以上,自非军机,停常务七日,专检校行道,及打刹等事,务尽诚敬,符朕意焉。 在京起塔之晨,于大兴殿行迎请佛舍利典礼时,本定沙门360人,但作法时却多了一位,侍臣密奏帝,帝环视之,见一异僧,披褐色衣,随僧行礼,乃谓左右曰:勿惊动他,待礼毕另见。礼毕后,异僧忽然失踪,帝因谓曰:佛法重兴,必有感应。 文帝将舍利分别放入三十只金瓶中,金瓶再分别放入到琉璃瓶,又以熏香之泥封印其盖,送往三十州后,再依次置于铜函和石函。 隋文帝诚心所感,所以在装藏佛舍利入塔之前后,天空和大地出现了很多的祥瑞。
僧朗法师,恒州人,自幼出家,为人虚若谷,慈悲和蔼,广学博闻,大众归附。
隋仁寿年间,奉敕命送舍利往广州灵鹫山果实寺建塔供养,朗师乃勘定塔基在西对岸之枕山,该山一直荒芜,人迹罕至,适开工掘地六尺时,获得了三个石函,两函内各有铜函,盛放银佛银仙像各两尊,另一函内有金银瓶,有铭文曰宋元徽元年(南朝.刘宋,公元473年)建塔。寺中旧碑上说:宋永初元年(420),天竺沙门僧律,从此经过,闻钟磬声,天花满山,因此就地建起寺院。
其后有梵僧求那跋摩来居此寺,曰:此山将来必有菩萨圣主,大弘佛法建造宝塔。遂以铭之。僧朗法师,岂非乘愿再来之人。佛教起源于印度,在西汉时传入中国,与中国的道教并驾齐驱,至东汉时始得盛行,魏晋南北朝时更广泛流布开来。当时由于诸侯割据,战乱频繁,再加上天灾人祸,生命苦短,人们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寄托和解脱,乃信奉释道,或塑造佛像,或新建寺塔,为了弘扬佛法,必施之于文字,于是刻经、写经、造像题记、建塔刻铭、幢柱刻经等开始盛行起来,宗教与书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当时人镌刻经文时,必延请文人学士及善书者撰文书丹,近百年来在敦煌密室中发现的大量写经以及摩崖石刻、塔铭、庙碑、幢柱、石窟、造像等实物为我们研究前人书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。纸无千年之寿,必铭石以流传后世,至隋代时,虽有麻纸可以书写,但重要的记事必勒之于石。 此碑楷法已相当成熟,结字方正宽博,匀称妥帖,笔意虽无唐人楷法的起讫分明,却亦写得圆融浑厚,显得平正而不板滞,饶具变化之美。其中个别字还夹杂着一些篆意和隶意,但总体上来讲,此碑已十分接近唐人楷法,可谓承六朝之余绪,开唐楷之先声。